在中国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观念叫做死者为大,意思是说人不论活着的时候干了什么事都已经去世了,活人就要好好的安葬不要再议论他了。就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对“死”很是敬重。也就是对死的这种敬重,中国人有一个写墓志铭的习惯。墓志铭一般都是人死了之后记录死去的人的生平然后评价一下这个人的,但是在清末的时候有个人就在自己生前给自己写了墓志铭。

这个人是颜伯焘,他给自己写了一个什么样的墓志铭呢?具体用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我的衙门里的官吏不是因为我的严苛才怕我的,是因为我很廉洁,我管理的百姓也不是因为我有才才愿意跟随我的,是因为我特别公正。”一开始他并不是给自己写的墓志铭而是作为一个勉励自己和警示下属的石碑放在了官府的大门前面。而且现在这个石碑现在是一直被保存的,它现在被保存在西安博物馆中,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防去看一下。

你从这个石碑的内容上就可以感觉到凛然正气,怎么都感觉是廉洁的官员呀。但是再想一想死后把这个直接作为墓志铭,是不是有一点主观的评价,根本就不客观。最重要的是其实颜伯焘这个人和石头写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样,两个样子相差的未免有一点太远。

颜伯焘他出身是比较好的,他家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显赫的家庭,他的爷爷和爸爸的官位都不低,而且是口碑比较良好的官员。颜伯焘也算的上没有丢自己家人的脸,他十几岁就考上过举人然后过了四年之后又考上了进士。他的仕途算是由此开始。他一开始就是在翰林院工作,就像是现在一个小文职都是些换了谁都可以做的事。过了几年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个表现的机会,他被派到了陕西去做地方官。多少大人物都是在经历了地方的磨练之后回到中央就成了显赫的人物,所以他下定决心要一鸣惊人。现在这个时候颜伯焘的价值观算得上还是正常的,他一开始入职的时候刻的石碑就代表了他的想法和理想。

但是那个鸦片盛行的时代,别说是官场了,就是平常的菜市场你都可以感受到颓败。到了这种环境中就算你出身不是淤泥你也并不能保证能够不染点颜色。颜伯焘虽然一开始是鸿图壮志,但是后来他的做法真的是与自己最初的志向相差太多。虽然颜伯焘也是变成了一个大染缸中“五彩斑斓”的大花布,但是他的官运但是很好。他一直升官。他做过督粮道,按察使等等,最后升到了封疆大吏。但是马总有失蹄的时候,他就被革职过。这不革职还不要紧,一革职让大家一下子就看清楚了这个人的为人。

在道光时期,大家都知道的大事件就是禁烟。对于鸦片的态度按察使和著名的林则徐是一样的,他是主战的。他去厦门对抗英国的军队,他花了五个月将厦门的港湾建造成中国最强的防线之一。但是这个防线在外国人的两个小时进攻下,他就落荒而逃。他只打死了外国一个人,但是却告诉皇帝他打了敌人好几艘军舰。后来朝廷就用没有攻打成功敌人的罪名直接给他革职了,就在他回老家的路上,把一路上的人可是吓的不轻。因为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口碑不错,还以廉洁自勉的官员他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根据当时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信息。

一,首先是颜伯焘的身外之物,就是颜伯焘的行李。先不说他到底带了什么东西,光是他雇来给他挑东西的人就六七百个人,但是这只是一天有这么多人。给颜伯焘挑东西的人可是一共走了十天啊!这样来算的时候,光是给他挑东西的人就上千个人。一个真正廉洁的人哪能有这么多东西啊?估计当年皇帝出去玩的时候带的东西都没他多!而且这个里面有谁又能说清楚有多少是金银呢?他这些年到底是搜刮了多少百姓的口粮啊。

二,其次是颜伯焘的仆人随从。这个仆从不包括颜伯焘所雇佣的挑夫就有几千人。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沿途地方的客栈和旅馆都装不下,不得已有些人就只能凑合在考院里面。人多吃的也就多,据说每次就光他们这些人吃饭也要几百桌酒席才可以。平常人就是碰到了什么喜事估计都没有这个多人来吃酒席的。

三,颜伯焘的家人们的排面也是很大,活生生的像土皇帝。颜伯焘的妻妾每个人都是四台大轿,每个人还都派有八个保镖。

因为颜伯焘曾经担任过闽浙总督,所以他南下的时候经过漳州的时候他曾经的下属就出来迎接他。但是他仅仅就在漳州待了五天,但是他们消耗了人家地方一万两银子。这对一个地方的小县城来说它是根本就消化不了的,只能靠着拆了这边补这边的方法来勉强凑出来这些钱。自从被革职之后,颜伯焘一共是过了十几年的闲居生活,估计他的钱这些年也足够他花的。因为他除了这一件事留下让人诟病之外,他一直的为人还是很谨慎的,所以口碑还是很不错的。等到光绪当皇帝的时候他又被朝廷叫回去做闽浙总督,又一次开始所谓的“廉洁”。

其实通过他就可以感受到整个清末的环境,官吏不思进取只想着搜刮百姓,而朝廷的监管和监控又是不到位根本发现不了官吏的腐败,甚至在知道的情况下睁一眼闭一眼。中国本来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能不越来越衰弱,怎么能不成为列强欺负的对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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